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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 一具优雅的尸体

发布日期:2022-01-02 15:36   来源:未知   阅读:

  欧洲在战后一个严寒的黎明醒来。1947年的冬天是气候最恶劣的季节。从1月到3月,一股冷风横扫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圣特罗佩降了大雪,狂风呼啸,积雪如山,交通断绝,浮冰堵塞了泰晤士河口;运载着食品给养的火车转眼之间就冻在铁轨上;驶往巴黎的运煤船被冰块堵在水上航行不得。哲学家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这座城市之寒冷“胆战心惊”,他写道:“空旷、寥无人迹,就像一具优雅的尸体。”

  整个欧洲,供水系统、下水道排污以及其他大部分生活设施瘫痪;食物供应日减,煤的储备不断减少,因为煤矿工人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开动被冻得结结实实的风钻,冰雪稍微融化紧接着又冻结起来,厚厚的冰层封死了运河和道路。英国的失业人口在两个月之内增加了100万。政府和工业都在冰雪中停止运作了。生命似乎已被冻僵:400万头羊、3万头牛冻饿而死。

  在柏林,后来担任西德总理的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发现这座城市“面临新的恐怖”,似乎预兆着全欧洲的崩溃。严寒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向人类袭来,把他们都赶回家去闭门不出。但是他们发现家也并不是安全的避难之所。窗户没有玻璃,他们不得不用板条和灰泥板钉在窗户上。墙壁和天花板也是千疮百孔,人们只好用纸和破布来封堵那些洞孔和缝隙。他们把公园里的木椅劈成木条拿回家来取暖……成百上千的老人和病人冻死在床上。”作为应急措施,每户德国家庭分配到一棵树作为取暖之用。1946年初,铁尔加滕公园里的树木已被砍伐光了,留下一片树桩,公园里的雕塑矗立在光秃秃的冰冻泥地上;到了1947年的冬天已经不得不砍伐著名的格伦沃尔德的树林了。大雪虽然覆盖了这座被炸成废墟的城市,却掩盖不住希特勒对德国的狂人痴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柏林就像变成废墟的迦太基一样,成为一座死气沉沉、寒冷刺骨、阴森可怖的城市,已经被打败、征服和占领了。

  恶劣的天气无情地宣告冷战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长驱直入地进入了雅尔塔协定之后的欧洲新地理格局。领土的疆界多边化,人口结构分裂。驻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盟国占领政府不得不费尽心思来应付多达1300万离开故土、无家可归的。盟国人员纷纷涌入被占区,人数大大膨胀,使问题更加严重。越来越多的人被迫离开家园,加入了已经居住在公共建筑物的厅堂里、火车站、地下掩体和已被炸毁的市区的人群之中。克拉丽莎·丘吉尔(Clarissa Churchill)曾作为英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客人前来柏林访问,“在居住地点和物质供给上都受到了照顾,使我免遭当时的骚乱和苦难的影响。我被安置在前纳粹人员的住房里,可以在温暖的卧室里踱步,抚摸着镶有花边的床单,浏览前主人留在书架上的书籍,这样的经历使我感到征服者一丝淡淡的、温暖的喜悦;但是在我走过短短的一段街道,或者造访一处德国人居住的没有暖气的公寓之后,这种喜悦的心情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胜利者确实有过一段春风得意的日子。1947年,一条美国卷烟在美国军事基地只需花50美分就能买到,而在黑市上却要卖1800第三帝国马克,按官方汇率折合180美元。按这一汇率,只要用4条烟卷的钱就可以雇用一支德国乐队来为晚会演奏助兴,用24条香烟就能换来一辆1939年生产的奔驰汽车。青霉素和“白色证书”(证明持证者与纳粹没有牵连)是索价最高的东西。在这种经济状况下,来自爱荷达州的劳工阶级出身的大兵在这里可以过上现代沙皇般的生活。

  在巴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Victor Rothschild)中校作为拆除未爆炸炸弹专家的英国军人,在解放日当天就来到了这座城市。他和家人在马里尼大道接收了一幢房子,这所房子原来是纳粹人员征用的。他在这所房子里款待年轻的情报官员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喝的是陈年香槟。男管家原本是为德国人服务的,据他说,一切都还保持着原样。身为百万富翁的情报官员约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征用了里兹饭店,他在那里接待过斯科特·菲茨杰拉尔德(Scott Fitzgerald)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窗好友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他还带来了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一批解放者。为了这次招待客人,主人向饭店经理订了50瓶马丁尼鸡尾酒。同大卫·布鲁斯一样,海明威也在美国战时秘密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工作过。他那次就在里兹饭店里拥着他的威士忌酒瓶住下了,在微醺的状态中接待了神经质的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r),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还有性格豪爽的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她的情人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tre)。那一天他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宿醉给他带来有生以来最厉害的一次头痛。

  《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的作者、哲学家加情报官员A.J.“弗雷迪”·艾尔(“Freddie” Ayer),乘坐着由司机驾驶并配有军用无线电的大型布加迪轿车招摇过市,一时成为巴黎人所共知的人物。亚瑟·凯斯特勒带着他的情人玛梅因·佩吉特(Mamaine Paget)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一起用餐,喝伏特加酒,吃薄饼夹鱼子酱和西伯利亚蛋白奶油甜点,喝得醉醺醺的。还是在巴黎,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夫人苏珊·玛丽·艾尔索普(Susan Mary Alsop)在她“铺满奥布森地毯和备有美国名牌香皂的住宅里”举行一系列的社交聚会,但是当她跨出她家门槛,她就看到“人们面容阴沉憔悴,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生活艰难。确实没有食品,只有那些花得起钱到黑市上去买东西的人能买到,即使是这些人也买不到多少。面包房里空空如也,即使是伦普利马耶这样的店家,橱窗里和茶室里也只能见到一块用硬纸板做成的精致‘蛋糕’,或者一只装巧克力的空盒子,上面还标有‘模型’字样,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在巴黎市郊圣翁内区的鞋店橱窗里,炫耀地陈列着一双鞋子,上面标着‘真皮’或‘样品’字样,在这双鞋的周围摆放的则是一些粗糙丑陋的草制商品。在里兹饭店门外我扔了一个烟蒂,这时一位穿着讲究的老先生立即扑过去捡了起来。”

  大约也在这个时期,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的堂(表)兄弟、年轻的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勃科夫(Nicolas Nabokov)也在柏林的苏联占领区扔了一个烟蒂,“当我转身往回走时,看见一个身影从黑暗处跃出,把我扔下的烟蒂捡了起来。”当这个优等民族的人在垃圾堆里寻觅烟蒂、柴火或食物时,元首的地下掩体的废墟却连一个标志都没有留下,柏林的居民此时也没有心绪去关心这样的事。倒是每逢星期六,在军事占领政府工作的美国人手持电筒,在被炸毁的希特勒第三帝国政府大楼的地下室里搜寻各种异国情调的物件:罗马尼亚手枪,大卷大卷的半烧毁的货币,铁十字勋章以及其他各种装饰品。一名劫掠者找到了一些女士衣帽间,从那里拿走了一些黄铜衣帽挂钩,上面镌刻着纳粹的老鹰标识和“德国制造”字样。曾经是曼·雷(Man Ray)的灵感源泉的时尚摄影家李·米勒(Lee Miller)在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浴室里穿戴整齐,摆出照相的姿势。

  这种有趣的事情很快就成为过去。柏林被分割为4个占领区,整个城市则被苏联占领地所包围,就像一只乌鸦困在巢中似的。从此柏林成了“冷战痛楚的象征”。表面上,4个占领国是在盟军指挥部里同心协力使德国去纳粹化,并“重新为其确定发展方向”,实际上这4个大国是在惨淡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着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爱沙尼亚-俄罗斯血统的美国军官迈克尔·乔斯尔森写道:“我并不仇恨苏联人。说实话,那时我并不关心政治,所以我较容易同我认识的苏联军官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建立了4个“友好”政府之后,苏联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集中营里人满为患,这4个“友好”政府之间的合作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到了1947年冬天,也就是美苏两国的军人在易北河会师热烈拥抱不到两年的时间,拥抱就转化为相互攻击了。“直到苏联的政策明显地表现出侵略性,苏占区的暴行每天都见诸报端……苏联的宣传也露骨地反对西方,这时才唤醒了我的政治良知。”乔斯尔森对自己的转变过程就是这样说的。

  美国军事政府办事处总部的缩写是“OMGUS”,最初德国人都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英语的“公共汽车”,因为美国人征用的双层公共汽车车身两侧都印有OMGUS字样。当OMGUS的军官们不再监视其他三国的行动时,他们就坐在办公桌前,桌上堆满了到处散发的“个人情况调查表”,每个德国人在求职时都必须填写这种表格,内容包括国籍、宗教信仰、有无犯罪记录、教育程度、专业资格、就业和服务状况、著述和演讲、收入和资产、出国旅行经历等等,其中当然还有政府归属和派别。把所有的德国人都过一遍筛子,不放过一丝一毫“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痕迹,确实是一项要命的案头工作,常常令人心烦。即使是一个在第三帝国政府大楼里清扫过道的勤杂工也不免要列入黑名单,但是希特勒时期的许多工业家、科学家、管理人员,甚至高级军官却悄悄地被留用。为了保证德国不致就此崩溃,真是想尽了办法。

  对于一名情报人员来说,无休止地填写个人情况调查表绝对不是处理纳粹政权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的好办法,于是乔斯尔森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哲学家、当时为伦敦的军事情报六处工作的斯图尔特·汉普夏尔(Stuart Hampshire)回忆道:“当时我并不认识乔斯尔森,不过我听说过此人。他在整个情报圈里名气很大。他是一个全才,不管什么事他都能做成。确实是任何事都难不倒他。如果你想越过俄国边界,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乔斯尔森能帮你办到。如果你想请一支交响乐队,乔斯尔森也能帮你如愿以偿。”

  乔斯尔森能流利地说4国语言,而且不带任何口音。他确实是美国占领军军官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再说,他对柏林了如指掌。他于1908年出生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父亲是一位犹太裔木材商。乔斯尔森于20世纪20年代初首次来到柏林,混迹于苏联十月革命后移居外国的巴尔干侨民之中。他的亲人被布尔什维克杀害,再要回到塔尔图已不可能,这样他就成了亚瑟·凯斯特勒称之为“人渣”的男男女女中的一员。这些人的生活在20世纪破碎了,他们不再为他们的故土所接受。乔斯尔森进了柏林大学,但他没等拿到学位就离校到一家叫作金伯尔斯·萨克斯的百货公司当了采购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公司派驻巴黎的代表。1936年他移民到美国,不久就加入了美国国籍。

  乔斯尔森于1943年应征入伍,他的欧洲背景显然使他成为谍报工作或从事心理战的理想人选。他真的受命加入驻德国的心理战处(PWD)的情报科。他成为由7人组成的审查小组的一员(这个小组的代号叫罗森堡小组,因为组长是艾伯特·G.罗森堡,即Albert G.Rosenberg上尉)。小组的任务是每周审讯数百名德国囚犯,目的是“尽快将坚定的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加以甄别,将他们分开;甄别哪些人说了谎话,哪些人吐露了真情;哪些生来话多,哪些人天生守口如瓶。”乔斯尔森于1946年去职,但他继续留在柏林,在美国军事政府中担任文化官员,后来又在国务院和美国高级专员公署任公共事务官员。他的职责是审查德国新闻界、广播和娱乐媒体人员的工作,所有这些被审查者在清除纳粹分子的行动中全部停职接受审查。

  在同一个处工作的还有尼古拉斯·纳勃科夫。他是一个白俄,在1933年移居美国之前曾作为侨民居住在柏林。纳勃科夫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能言善辩。此人以其自身的魅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别人交上朋友(自然也就有不少妻子)。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柏林的公寓成了移民们文化生活的中心,汇聚了许多知识界人物,有作家、学者、艺术家、政客和新闻记者。在这个放逐在外的国际群体中就有迈克尔·乔斯尔森。在30年代中期,纳勃科夫去了美国。他后来颇为谦逊地说,他在美国与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合作写出了“第一部美国芭蕾舞剧《美满姻缘》(Union Pacific)”。有一段时间,他与亨利·卡蒂埃-布雷森(Henri Cartier-Bresson)两人在纽约共有一间工作室,那时他们都是穷光蛋。后来纳勃科夫写道:“在卡蒂埃-布雷森看来,运动肩负历史使命,是人类的未来……他的许多观点我都是同意的,但是,尽管我眷恋我的祖国俄罗斯,我却无法接受或赞同如此众多的西欧和美国知识分子热爱的态度。他们只关注大萧条开始后在欧洲兴起的法西斯潮流,对俄国的现实却熟视无睹,真是不可思议。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30年代中期的热潮只不过是一种瞬间即逝的时髦,而苏联的宣传机器又十分巧妙地编造了一个有关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神话,这也助长了热衷于的思潮。”

  1945年,纳勃科夫同W.H.奥登(Auden)和J.K.加尔布雷思(Galbraith)一起加入了驻德国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部队的风纪处,在那里结识了从事心理战的人员,结果他自己也在新闻管制处谋得了一个职位,与他的故交迈克尔·乔斯尔森成了同事。纳勃科夫是作曲家,因而被分配在音乐科,他的任务是“利用心理和文化武器摧毁纳粹主义,促进一种真诚地建设民主德国的愿望”。他的工作是“把纳粹分子从音乐界驱逐出去,给那些我们认为‘清白的’德国人颁发许可证(即让他们享有从事音乐专业的权利)”,“监控德国音乐会的节目,以确保这些节目不能变成宣扬国家主义的方式”。在一次聚会上,一位美国将军介绍纳勃科夫说:“他是内行,他会告诉德国人该怎么做。”

  乔斯尔森和纳勃科夫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虽然有些出人意料,因为纳勃科夫感情丰富,喜怒必形于色,而且不守纪律,总是迟到;乔斯尔森则含蓄,思想境界很高,做起事来一丝不苟。但是他们两人同是流亡者,确实有着共同语言,而且两人都仰慕美国这个新世界,相信只有在这块土地上,旧世界才能确保其未来。战后的柏林极富刺激性,充满着计谋和斗争,对他们两人都有某种吸引力,因为这个地方为他们发挥创新才能和有所作为开辟了广阔天地。纳勃科夫后来写道,他们两人一起在搜寻纳粹分子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音乐事业未来的发展保护了少数指挥家、钢琴家、歌唱家和一些乐队演奏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理应受到保护的,其中有些人至今尚健在)。”他们经常违反当时官方的旨意,在肃清纳粹分子的工作中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他们认为,艺术家与其他人并无多少差别,过去在纳粹的统治下,不能要求他们始终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有一位同事后来是这样解释的:“乔斯尔森真心诚意地认为,在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对于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就不能按一时一事来加以判断和评价。他懂得德国的纳粹主义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怪异现象。美国人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只是半路上插进来指手画脚。”

  1947年,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经历了一场特殊的灾难。尽管这位指挥家曾公开反对纳粹当局将保罗·兴德米特称为变节分子,但是后来他还是与纳粹当局达成了某种互利的和解和妥协,因而得以担任普鲁士州的议员及纳粹当局任命的其他高级职务,同时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继续担任柏林爱乐乐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的指挥。到了1946年,也就是他的案子首次引起盟国管制委员会重视的一年半之后,这位指挥家在柏林举行的艺术家特别法庭审判中受审,案子审理了两天,结果判决却含糊其词。审理团对他的案卷研究了好几个月,忽然喜从天降,盟国管制委员会为他洗清了罪名,这才使他1947年5月25日能在美国征用的泰坦尼亚宫指挥了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在乔斯尔森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他在这个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局内人将其称为富特文格勒的“突变”。他写道:“富特文格勒逃过此难,免遭肃清纳粹分子程序的羞辱,在处理这个案件中,我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其实富特文格勒从来就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他得到了纳勃科夫的帮助,不过,多年之后他们两个对此案的详情都言辞含糊。1977年,纳勃科夫曾问乔斯尔森:“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富特文格勒是大约哪一天跑到了东柏林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在会上扬言说,如果我们不立即还他一个清白,他就去莫斯科?我记得把他从苏占区弄出来,到了我住的地方,这件事好像同你还有关系,是不是这样?我记得麦克卢尔(McClure)将军当时对富特文格勒的行为有点生气……”

  一位美国官员发现富特文格勒这样的人物一个个地被宣布为清白无辜而感到十分愤慨。1947年4月,巴登·符腾堡的美国军政府主管戏剧和音乐的负责人纽厄尔·詹金斯(Newell Jenkins)愤怒地要求解释清楚,“许多音乐界知名的纳粹分子至今仍极为活跃,究竟是怎么回事”。同富特文格勒一样,赫伯特·卡拉扬(Herbert Karajan)和伊丽莎白·施瓦茨科夫(Elizabeth Schwartzkopf)也被盟国管制委员会宣布为清白无辜,虽然在他们的履历中不乏可疑之处。在卡拉扬一案中,他的经历暧昧确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在1933年就是党员,从来都毫不犹豫地在音乐会演奏纳粹钟爱的《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他的敌人称他为“党卫军上校冯卡拉扬”。但是,尽管他拥护纳粹政权,他还是以柏林爱乐乐团无可争辩的“国王”身份复出。柏林爱乐乐团在战后的年代里被树立为反对苏联极权主义象征性的堡垒。

  艺术家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期卷入政治之中,他们对此应该如何作出交代,这个问题无法通过一项容易出错的肃清纳粹分子的计划就能解决。乔斯尔森和纳勃科夫对这样一项计划的局限性是一清二楚的。鉴于此,他们不按程序办事,应该是符合人道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勇敢的行动。但是同时他们又是道德混乱的受害者:为了之需,就要有一个把人们动员起来的振奋点,这就必须肃清那些涉嫌服务于纳粹政权的分子。这一任务紧迫而秘密,其结果是凡可用来反对却又有亲法西斯嫌疑的人都获得了宽容,前提是他们必须能够挥舞大棒,击向苏联。1977年纳勃科夫致乔斯尔森函表明,当时他们实在是不得不把富特文格勒从苏联人手中夺过来(苏联人已经与他接触,并答应接纳他),而富特文格勒本人也在利用美苏双方的较量。1947年5月他在泰坦尼亚宫露面显然表明在“争夺柏林爱乐乐团的斗争”中,盟国决不让苏联人“抢戏”。1949年,在美国赞助的文化计划中,有一批德国艺术家获准出国访问,其中就有富特文格勒。1951年恢复举办拜罗伊特音乐节,由富特文格勒担任指挥,尽管官方禁止演奏瓦格纳的作品(出于反“国家主义”的原因),这个音乐节的主办权还是交还给了瓦格纳家族。

  威廉·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美国战时情报机关的首脑,曾讲过一句名言:“如果斯大林愿意帮助我们打败希特勒,我就愿意雇用他,给他发工资。”现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德国人显然“已经成了我们的新朋友,而救星俄国人却成了敌人”。在亚瑟·米勒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可鄙的事。在我看来,在此后的年代里,把善恶标志从一个国家身上撕下来,贴到另一个国家身上,道德这个概念已被从世界上抹去了,哪怕这仅仅是理论上的道德。上个月还是朋友,这个月却突然成为敌人,这还有什么善恶是非标准可言?在希特勒死后的8—10年间,世界上各国分化改组,重结同盟,这期间对道德这个概念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甚至是一种无聊的玩笑态度,这已成为国际文化的标志。”

  当然,反对苏联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它正从寒冷的天气中以极快的速度步步逼近。1月份在波兰,人上台执政;在意大利和法国,传言人要发动政变。苏联的战略家们利用战后欧洲普遍的不稳定局面,抓紧时机向西推进。斯大林政权干劲十足,而且富于计谋。这个政权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和顽强精神,以及其丰富的想象力,都是西方各国政府难以望其项背的。苏联部署了一支以非常规武器装备起来的部队,渗入欧洲人的意识,软化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倒向苏联。苏联开辟了广泛的战线,有些是新的,有些则是威利·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克里姆林宫战前秘密宣战的高手)1940年去世后中断现在又恢复起来的。工会、妇女运动、青年组织、文化机构、新闻出版界等等都成为他们进攻的对象。

  苏联在利用文化作为政治攻心战的工具方面可谓行家里手。在冷战开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们把文化作为政治工具的主要形式,曾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由于苏联缺乏美国那样的雄厚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它又不具备核力量,于是斯大林政权就集中力量,要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打一个胜仗。尽管美国在新政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进行国际文化战方面却毫无经验。早在1945年,一位情报官员就预见到这种非常规的战术,而苏联现在正在采用这种战术。这位情报官员曾给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写过一份报告,其中有这样的话:“在国际上施加压力,既有‘和平方式’,也有‘好战的方式’。的发明使两者之间的平衡状态发生变化,重点将有所转移。我们应该预见到‘和平方式’的分量显然将会加重。我们的敌人将更加放手地进行攻心战,对我们进行颠覆、破坏和施加……压力,而我们也只好甘心地承受他们的侮辱。我们极力想避免战争悲剧重演,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充分利用和平方式。在战争爆发之前瓦解敌人意志的时期、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时期以及战后控制局势的时期,‘和平方式’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这份报告极富预见性。它为冷战下了一个定义:冷战就是心理战,就是用“和平方式”屈敌,也就是用宣传的武器来瓦解敌方的立场。在柏林发轫的几次出击就充分表明,行动的武器就是文化。文化冷战已在进行中了。

  在冷战中,文化堕落了,这种文化生活是经过精心乔装打扮而堕落的。正是这种文化被各占领国用来争个高下,以求在宣传上得分。早在1945年,“当废墟的周围还散发着腐烂尸体的臭味时,俄国人即以格鲁克的《奥尔甫斯》为苏联国家大剧院揭开了帷幕。身材粗短健壮的俄国校官们,头发用头油梳理得平整光亮,带着踌躇满志的微笑,在灯光辉煌、豪华壮观的将军宫里,同美国军事人员一起欣赏《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演出,或与他们一起欣赏《利歌莱托》,不过此剧显然已被赋予反法西斯的新解。演出场所里音乐与勋章齐鸣。”

  乔斯尔森最初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找到德国国家歌剧院(德国歌剧院演出公司,这是唯一能与俄国国家歌剧院一争高下的歌剧院)的几千套演出服装。这些服装被纳粹分子完好地保存在柏林市郊美国占领区内一个盐矿下面。这是一个阴雨凄苦的日子。乔斯尔森同纳勃科夫一道出发去寻找这些演出服装。在他们赶回柏林的路上,乔斯尔森的吉普车走在纳勃科夫征用的奔驰轿车前面,在高速行驶中撞上了苏联人设置的路障。乔斯尔森昏迷不醒,身上多处创伤,被送到俄国人的军医院急救。几个苏联女军医为他缝合了伤口。当他稍稍好转之后,就被送回他在美占区的营舍,他在那里与一个名叫彼得·范艾克(Peter van Eyck)的渴望成名的演员住在一起。如果那天没有苏联军医为他治疗护理,乔斯尔森可能活不到今天,当然也不会成为佳吉列夫式的美国反苏文化宣传运动的人物。苏联人救活的这个人,在后来的20年中要做许多事情来破坏他们在文化上称霸的意图。

  1947年,苏联设在柏林菩提树下(Unter den Linden)大街的文化会堂隆重揭幕,这无异于发射了另一枚重磅炸弹。这一别开生面的举措使一位英国文化事务官员惊叹不已,他带着艳羡的口气报告说,“这个机构超过了其他盟国所做的一切,我们这一点小小的作为与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它装饰豪华,家具质地优良,不少是属于古玩级的,每个房间满铺地毯,灯光异彩缤纷,室内温度达到让人感到热的程度,一切都是新油漆的……俄国人几乎征用了一切他们想拥有的东西……里面设有酒吧和吸烟室……真叫人流连忘返。厚软的地毯,枝形水晶吊灯,其奢豪不亚于瑞士人开的里兹大饭店……(这真是一个)精美绝伦的文化机构。它面向广大群众开放,打破了这里许多人认为俄国人不文明的观念。对于我们来说,苏联人新近大胆的创举确实令我们感到沮丧——我们的贡献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只有一个新闻中心,几间阅览室,就是这些阅览室也因为缺煤而行将关闭!……我们应当振作起来,采取同样大胆的行动,把英国的成就也在柏林展示出来。”

  正当英国人办的阅览室缺煤取暖时,美国已经鼓起勇气开办了“美国会堂”,向苏联人发起反击了。作为一个“美国文化据点”,这个机构在寒冷的气候中提供了舒适的阅览室,放映电影,举办音乐会、报告会和艺术展览,“一切活动的首要重点就是宣传美国”。教育与文化关系处主任向美国会堂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篇题为《走出瓦砾》的演讲,强调他们肩负着历史性的使命:“至今很少有人有此殊荣来担当如此重要、如此富有挑战性的使命。你们被挑选出来,来改变这个被打败、被征服、被占领的德国的思想、道德、精神和文化方向,这条艰难的道路上满布陷阱,为此你们应当感到光荣。”但是他又提到,“尽管美国在文化领域已经做出了伟大贡献,但是德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却并不都了解这一点。我们的文化被认为是物质主义,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说‘我们拥有的是技术,是思想,而你们拥有的只是金钱。’”

  美国这个国家,普遍被认为是一片文化荒漠,美国人则是一批嚼口香糖,开雪佛兰车,被杜邦包装起来的市侩。这主要是俄国人宣传的结果。美国会堂做了许多工作来扭转人们对美国持有的固有负面观点。一位美国会堂热心的管理人员写道:“毫无疑问,从美国运来的印刷品……给德国某些圈子里的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代这样的人群一直以为美国在文化上是落后的,他们只看到一些局部,就此否定了整体。”一些历史造成的“有关美国文化落后的陈词滥调”,通过“读好书计划”已经没有市场了,这些圈子里的人曾经相信过这类诬蔑之词,据说,这些人已经“悄悄地表示美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则较难消除。一位在美国会堂演讲的人谈到“今天黑人在美国的地位”,听讲者向他提出了问题,“其中有些就不是善意的”。演讲者与提问者进行了交锋。提问者可能是人,也可能并不是人。幸亏组织者在讲演后安排了“黑人演唱四重唱节目。这些黑人在会堂正常关门时间之后还唱了很久。当时的气氛如此融洽,以致后来决定邀请这个黑人演唱组再举行一次演出”。美国存在的种族问题是苏联可资利用的一个大题目,这个问题使许多欧洲人怀疑美国是否真能实现它将给世界带来民主的许诺。由此推断,把非洲裔的美国人出口到欧洲,让他们在那里演出,可以化解这种具有破坏性的看法。1947年3月,美国军事占领政府的一份报告透露了“让美国顶级黑人歌唱家到德国举行音乐会”的计划,“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或多萝西·梅诺(Dorothy Maynor)在德国听众面前亮相具有重大意义”。推销美国黑人艺术家成为美国冷战斗士们的紧急首要任务。

  美国对苏联文化攻击进行的反击加快了步伐。当时,美国的成就一股脑地运往欧洲,在柏林展示出来。从美国最崇高的艺术院校如朱利亚德(Juilliard)、柯蒂斯(Curtis)、伊斯特曼(Eastman)和皮博迪(Peabody)请来了歌剧新秀。军事占领政府接管了18个德国交响乐团,歌剧院也不少于此数。当时许多当地的作曲家遭禁,对美国作曲家的市场需求大大增加,派上了大用场。塞缪尔·巴伯(Samuel Barber)、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埃利奥特·卡特(Elliott Carter)、艾伦·考普兰(Aaron Copland)、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贾恩·卡罗·米诺蒂(Gian Carlo Minotti)、弗吉尔·汤姆森(Virgil Thomson)以及其他许多美国作曲家的新作都由政府出资在欧洲举行首演。

  经与美国的大专院校的教师、剧作家和导演商议后,制定了庞大的戏剧演出计划。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坦内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威廉·萨罗扬(William Saroyan)、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以及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剧作都拿出来上演,天花板上还挂着冰柱的寒冷刺骨的剧院里坐满了热情的观众。美国有关当局遵照席勒关于戏剧要“陶冶精神”的原则,设计了一个有针对性的精神教育剧目单。于是在“自由、民主”的主题下,上演了易卜生的《彼尔·英特》、萧伯纳的《魔鬼的信徒》和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的《亚伯·林肯在伊林诺伊》。福斯特(Forster)、歌德(Goethe)、斯特林伯格(Strindberg)的作品则是表现“信念的力量”。高尔基的《在底层》和弗兰兹·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的《金羊毛》(又译为《美狄亚》)的教育意义则是为了宣扬“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下,上演了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的《吕西斯特拉忒》,R.C.谢里夫(Sherriff)的《旅程的终点》,桑顿·怀尔德的《千钧一发》和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给阿达诺镇的钟》。关于“腐败与正义”的主题,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博马舍(Beaumarchais)的《费加罗的婚礼》以及易卜生的大部分剧作。其他主题还有“犯罪将自食其果”“道德、品味和举止”“追求幸福”直到比较阴暗的主题“揭露纳粹主义”。“对于德国人目前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不相宜”的是一切鼓吹盲从和听任命运摆布的剧作,因为这只能导致毁灭和自我毁灭,比如希腊的经典剧作。列入黑名单的还有莎士比亚的《恺撒大帝》和《科里奥拉努斯》(美化独裁统治)、普林兹·冯·洪堡(Prinz Von Homburg)和克莱斯特(Kleist)的作品(宣扬沙文主义)、托尔斯泰的《行尸走肉》(对社会的正直批评会导致与世隔离)、所有汉姆生(Hamsun)的作品(露骨地宣扬纳粹思想)以及所有投入纳粹主义怀抱并为之服务的剧作家作品。

  迪斯雷里对书籍的力量十分敬畏,他在一项禁令中曾写道:“一本书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一个战役。”基于同样的认识,美国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图书出版计划,主要目的就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向德国读者介绍美国。美国军事占领政府求助于商业出版公司,以确保“普通书籍”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这类所谓的普通书籍被认为“比政府资助出版的书籍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因为它们不带有宣传色彩”。但是这些书籍又确实是用于宣传目的的。仅美国军事占领政府心理战处委托翻译的作品就达数百种之多,从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公民潘恩》到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新政在行动中》,直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美国的人体艺术》,此外还有专门为“最易受感化年龄的儿童”准备的德文版读物,如纳撒尼尔·霍索恩(Nathaniel Howthome)的《奇妙的故事》、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的朝廷上》以及劳拉·英戈尔斯(Laura Ingalles)的《草原上的小镇》。

  在战后的德国及其他被占领土上,美国人的声誉从出版计划中得益匪浅,美国文化受到的赞许扶摇直上。这都要归功于发行了一系列的图书,如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赛珍珠(Pearl Buck)、雅克·巴曾(Jacques Barzen)、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威拉·卡瑟(Willa Cather)、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埃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厄内斯特·海明威、F.O.马西森(Matthiessen)、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和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等人的作品。

  凡是作为明确的“计划”一个组成部分的欧洲作家,也都被推荐给读者,“任何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任何对以政权形式出现的的批评,只要我们认为是客观的,具有说服力而且又合时宜,都是适宜的读物。”符合上述标准的有: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从苏联归来》。这部著作叙述了作者本人如何从亲身经历中产生了对苏联的幻灭;还有亚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和《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员》,伊格纳齐奥·西洛尼(Igonazio silone)的《面包与酒》。这里凯斯特勒和西洛尼在美国的庇护下第一次亮相,此后两人还一再露面。有些书则未获准出版。最早被枪毙的一本书是约翰·福斯特·杜勒(John Foster Dulles)的《俄国和美国:两个热爱和平的近邻》,此书被认为在这个时候出版是不合时宜的。

  在艺术方面,莫霍伊-纳吉的夫人为德国听众做了演讲,介绍她已故的丈夫莫霍伊-纳吉的作品以及设于芝加哥的新包豪斯学校令人振奋的发展方向。一位持相同观点的记者这样写道,她的演讲“为纠正我们对美国文化艺术不全面的认识提供了大量情况,这是很了不起的贡献”。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抽象派绘画”藏品展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看法。这是纽约画派,或称之为“抽象表现主义”的画作首次由政府赞助公开展出。观众一方面对这些抽象派艺术作品感到新奇和惊异,同时也从论述“现代艺术的基本思想”的讲演中获益良多,他们通过作品和演讲了解到现代艺术纯熟地利用人们熟知的中世纪绘画来表明“艺术的抽象表现是可能的”。

  纳粹时期那些毫无生命力的展览,以及纳粹上台后许多艺术家亡命美国的痛苦经历,都表明,欧洲文化已经被法西斯浪潮的肆虐击成碎片,最终被冲刷到新的拜占庭帝国、也就是美国的海岸上去了。据报道,有一天晚上,一位演讲者在露天“为那些曾经历纽伦堡群众集会的听众大讲交响音乐,听众人数之多,可与到体育场观看难得一逢的体育比赛的人数相比。”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收到最佳效果,在德国发行埃勒里·奎因的《探案杂志》德文版就使迈克尔·乔斯尔森这样的人有冷水浇头之感。本以为耶鲁大学的格利合唱俱乐部(The Yale Glee Club)一定会证明在大学课程设置中列入艺术教育“极为重要,这是一服解毒剂,可以解集体主义的毒素”。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甚至一开始在达姆斯塔德学院行不通。美国军事占领政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意,在达姆斯塔德学院举办“暑期新音乐课程”,结果,在新音乐问题上观点分歧,其激烈程度几乎导致暴乱,形成了公开的对抗。一份官方的评价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普遍认为激进的新音乐大都一文不值,最好不要演奏,并对过分强调十二音音乐表示遗憾。一位评论家把这种音乐称之为‘业余音乐的胜利’……只有法国学生与众不同。他们势利地不懂装懂,而他们的老师莱博维茨(Leibowitz)更表示,他认为只有最激进的音乐才是好音乐,对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公开表示鄙视。他的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们,学生于是就仿效他们的老师。这里普遍认为明年的课程必须改变方向,使之能为广大学生所接受。”不言而喻,达姆斯塔德学院在今后的几年中将成为音乐的先进试验田。

  但是,这些交响音乐会、戏剧和展览都掩盖不住1947年漫长的寒冬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欧洲正在走向崩溃。黑市猖獗,社会动荡,罢工频频发生(大多数是控制的工会组织的),这一切带来的匮乏和贫困绝不逊于最阴暗的战争年代。在德国,金钱失去了价值,买不到药品和衣服;一家一家的人还住在地下掩体里,没有水,没有电灯;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为了换来一块巧克力就可以同美国大兵做性交易。

  1947年6月5日,战时美军参谋长、现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宣布了一项应付这一危机的计划。那一天是哈佛大学第296届学位授予典礼。马歇尔将军在典礼上发表了10分钟的讲话。这次讲话可被视为战后欧洲命运转变的催化剂。参加这天典礼的还有原子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美军在西欧开始反攻的指挥官奥马尔·布莱德利(Omar Bradley)以及T.S.艾略特。这三个人都将与马歇尔一道接受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马歇尔在讲话中警告说,“全世界(以及)……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正处于紧要关头”,他要求“新世界”当仁不让地采取应急措施,向“旧世界”提供贷款和大规模的物质援助,以防止旧世界的崩溃。“现在形势普遍不稳。整个欧洲的状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自由人类和自由文明的利益背道而驰。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改变欧洲目前的状况。”马歇尔宣告,“如果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财力物力,紧张的经济形势,激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和普遍的政治混乱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坚信并继承的西方文明的历史基础将被另一种东西所取代,那种东西就是一种新形式的统治。我们进行战斗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德国摧毁这种统治。”

  当马歇尔将军说这番话时,他的目光扫过那些集合在春日阳光下青年学生的脸庞,他看到像约翰·克劳·兰塞姆这样的年轻人,“这些哈佛大学的年轻学士们,就像一把把火炬,即将分散开去,像一些没有目标的火把,渐渐地熄灭,让人感到可悲可叹。”他决定在哈佛大学而不是在某种政府的讲坛上发表演说并非偶然,他是有着深刻用意的。正是这些人应该认识到“天降大任”于美国,正是这批精英分子要担负起一项历史使命,那就是将全世界团结在企图湮没的价值观周围。后来大家都看到,执行并完成马歇尔计划的就是这批人。

  几个月之前,杜鲁门总统号召(美国人)武装起来,这一思想很快就被冠以“杜鲁门主义”的称号。马歇尔的讲线年,希腊存在着接管政权的危险,是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讲话,他用《圣经》启示录的语言,呼吁一个美国进行干预的时代的到来:“在世界历史行进到当前这个时刻,几乎每个民族都必须对其生活方式作出抉择。这种选择往往不是随心所欲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另一种则是以少数人强加于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我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支持自由的民族起来反抗握有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力量逼迫他们俯首听命。我认为,我们必须帮助自由的民族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的前途。”

  在杜鲁门讲话后,国务卿艾奇逊(D. Acheson)对议员们说:“我们面临的局势是史无前例的。自罗马和迦太基时代以来,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这样的权力两极化,而且这两个大国还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意识形态鸿沟。”为杜鲁门起草向国会的呼吁书的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Joseph Jones)完全懂得总统以下这句话的重大影响:“一切采取果断行动的障碍已经消除。”在政策制定者听来,他们会理解为“已经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而他们则是一批得天独厚的人,他们即将参与一场即使在一个伟大国家的悠久历史上也难得一见的戏剧。”

  杜鲁门的讲话加强了美国在战后应起伟大作用的使命感。这是马歇尔讲话的基调,虽然他的讲话不像杜鲁门讲话那样具有露骨的色彩。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了既有经济援助又有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大使命的一揽子计划,这就给人们传达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西欧的未来(如果西欧还有未来的话),现在只能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6月17日,苏联《真理报》抨击马歇尔的建议,说他的建议只不过“是杜鲁门主义的延伸,即试图以金钱来施加压力,干涉他国的内政。”虽然美国邀请苏联参加全欧复兴计划,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却说这一邀请“毫无诚意,原本就准备让苏联人拒绝的”。果然不出所料,苏联拒绝参与。尽管苏联的反对理由可能言过其实,不过他们看到在人道主义的意图背后暗藏着不太明显的政治意图还是正确的。此项计划远非打算与苏联合作,相反,它的出笼倒是想在苏联和它的附庸国之间打进一根楔子,其基本框架就是冷战。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丹尼斯·费兹杰拉尔德(Dennis Fitzgerald)后来写道:“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我们不让插手这些地方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对这些难以预料的因素没有充分的认识,者就会利用这种局面来扩大他们的利益。”这项计划的“副导演”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 Bissel)同意这一观点,他说:“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我们也已经十分清楚,马歇尔计划从来就不是完全利他性质的。我们希望,加强作为大西洋联盟成员国的西欧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终能使他们负起防务责任,以支持冷战。”其实美国还希望这些国家承担一些其他的责任,为此目的,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很快就被用来支持西方打一场文化战。

  1947年10月5日,情报局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会议。情报局是上一年9月在莫斯科成立的。这个机构是斯大林进行政治战的行动大本营,以此来取代原来的共产国际。贝尔格莱德会议被用来向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公开提出挑战,指责两者都是“富有侵略性”的计谋,目的是实现“美国称霸世界的妄想”。斯大林残酷无情的文化政策的设计师日丹诺夫(Zhdanov)告诫西欧人说,“如果他们有意负起领导责任,领导那些愿意保卫自己国家的荣誉和独立的力量,来同企图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压服他们的国家作斗争,那么,任何企图压服欧洲的图谋就都不能得逞。”同马歇尔选择美国知识界的中心来发表讲话一样,日丹诺夫也号召全世界的知识界在的旗帜下挥动他们手中的笔杆子,用墨水来反对美国霸权。“(欧洲的)在知识界开展工作,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在这些国家里,科学、艺术、文学各界的优秀分子是属于的。他们正在知识分子中带头推进进步斗争运动,通过他们创造性的和不懈的斗争,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争取到事业中来。这就是证明。”

  那个月内稍晚些时候,情报局的意识形态突击队聚集在东柏林坎默斯皮尔剧院举行的作家大会上。当辩论(其实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辩论)正在进行之中,一个蓄着列宁式外翘胡须的美国青年跃上讲台,一把抓过麦克风,用一口纯正的德语,一口气足足讲了35分钟。他赞扬那些敢于说话、反对希特勒的作家,同时又揭露说,纳粹政权和新出现的警察国家不过是一丘之貉。他打断了会议的正常进程,抨击宣传,要不是疯子就是此人有着大无畏的勇气,要不两者兼而有之。这是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rsky)登场了。

  梅尔文·拉斯基1920年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祖父是讲依地语的犹太人。梅尔文成长于祖父时运不济的年代。他的祖父蓄须,博学,他用犹太传说的章句培养梅尔文。拉斯基是纽约市立大学最聪慧的毕业生之一,在大学时代就善于思考,在辩论中显现出他是一个坚定的反斯大林分子。他以同别人发生思想冲突为乐事,偶尔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加。毕业后他加入了公务员的行列,担任自由女神像景点的导游,后来又为索尔·莱维塔斯(Sol Levitas)主办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新领袖》杂志工作。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以战争史学家的身份在驻法国和德国的美军第七军服役。嗣后在柏林退役,成为一名德国记者,同时还为《新领袖》(New Leader)和《党派评论》工作。

  拉斯基身材矮小粗壮,所以就老喜欢把两膀往后拉抻,挺起胸脯,就像要跟人打架似的。他长着一双东方人的眼睛,还老用一种恶毒的目光斜着眼看人。他始终也改不了市立学院粗鲁环境中带来的恶俗举止。至于他的立场,可以用他对别人的说法,是“直布罗陀海峡中的一块礁石”——坚定不移。在冷战的文化战场上,一路厮杀过去,既凶狠又坚韧不拔,拉斯基必定会成为一员不可忽视的骁将。在东德作家大会上发表爆炸性的抗议,为他赢得了“柏林冷战之父”的称号。他的行动甚至使美国当局也感到不安,威胁说要把他撵走。他的上司如此胆小怕事令他沮丧。他打了个比喻,说“柏林就像美国19世纪的边境小镇,前面就是印第安人,你必须时刻不离来复枪,否则你就要脑袋搬家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边境小镇上满是印第安武装分子……在这里却很少有人有这个胆子,如果这里真有人敢拿起枪,他们连朝谁开火都弄不清。”

  但是拉斯基与这个小镇的治安官熟识,他不但没有离开小镇远走他乡,反倒受到军事占领政府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的庇护。拉斯基向他抗议说,现在苏联的谎言已经以闪电的速度在全世界散布开了,但真相却还在为自己穿靴子,一步也没有迈出门去。1947年12月7日,他向克莱将军的办公室呈递了一份用词激烈的文件,陈述自己的观点,要求从根本上改造美国的宣传工作。这份文件被称为“梅尔文·拉斯基建议”,这是一张拉斯基为个人从事文化冷战设计的蓝图。他宣称,“和平与国际合作蒙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一场蓄谋的反美政治战已经准备就绪并正在进行之中,最活跃的场所莫过于德国了。历史悠久的反美、反民主公式(原文如此)一直在哺育着几代欧洲人,而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宣传机器将其发展到了顶峰,现在又要启用了。具体说,就是指责美国在经济上自私自利(山姆大叔无异于夏洛克),政治上极为反动(如‘受资本家雇用的报纸’等等),文化上缺乏教养(‘狂躁的爵士乐和摇摆舞’,广播电台充满了商业广告,好莱坞电影‘无聊低俗’‘充满了肉感女人和大腿舞’),道德上虚伪(黑人问题、南部的佃农和流动雇农),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拉斯基继续用不寻常的语言来界定这一挑战:“美国长期以来遵奉的格言是‘为他人照亮,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道路’,这种想法夸大了德国(以及欧洲)不费力气就可自行转变的可能性……指望通过传播现代科学医药知识就能让原始野蛮人不再迷信神秘的草药是愚蠢的……对于各种因素,如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被用来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的斗争未见成效,尤其是对付破坏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取得成功所进行的斗争无所建树。”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拉斯基迫不及待地接着往下说,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地”说出真相,真理在手就会有勇气“参与到比赛中去”,而不要“做一个高傲的旁观者”。他警告说,“冷战的主体就在文化领域,这一点千万不要搞错。在这个领域里,美国有一个重大的漏洞,美国外交政策的敌人正在利用这个漏洞大捞好处……这个漏洞……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拉斯基提到的这个“确实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的漏洞,指的是美国未能将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阶级争取到美国这一边来,而从长远看,将来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领导社会的就是这批精英人物。他强调,出版一本新的刊物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这本刊物一方面既能在德国和欧洲的思想界起着激励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显示在美国民主制度下进步的文化也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文学、艺术、哲学以及其他一切文化领域中,美国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文化是欧洲的自由传统和美国的自由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两天后,拉斯基又提交了一份《关于出版〈美国评论〉( American Review )的意见书》,说明这本刊物的宗旨是“支持美国对德政策和对欧洲政策的总体目标,其方式是形象地向读者阐明美国的理念,以及其精神活动、文化和思想方面取得成就的背景,而这些正是美国民主制度获得启示的源泉。”他认为,这本刊物要显示“在新旧两个世界共同的人类精神各个方面,美国和美国人都已取得全面的胜利……我们要把德国知识界大部分人从的影响下争取过来,这是我们认真地花费力气做这件事的第一步。”

  结果就是出版了《月刊》( Der Monat ),每月一期,其宗旨就是要在德国的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且,正如拉斯基明确表达的,通过“对美国的对德政策和对欧洲政策总体目标的支持”,为美国外交政策利益打开一条顺畅的通道。这本刊物在克莱将军的支持下,于1948年10月1日组建起来了,主编就是拉斯基。该刊最初在慕尼黑印刷,由盟军的运输机空运柏林。当时柏林还处于封锁之下,这个城市的运输全靠盟军的运输机。《月刊》的经费先是来自马歇尔计划的“秘密经费”,后来则取自中央情报局的金库,再后来又用福特基金会的钱,最后又回到由中央情报局资助。仅从其经费来源看,这本刊物纯粹是美国的文化领域冷战战略的产物,而且堪称典型。

  该刊的信念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能够把战后世界从自我消亡中拯救出来。这一信念再加上与美国军事占领政府的从属关系,就把拉斯基、乔斯尔森和纳勃科夫联结在一起了。过了不久,让·科克托(Jean Cocteau)就向美国提出了告诫:“武器救不了你们,金钱也无法拯救你们,只有一批善于思考的少数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世界正在走向死亡。这是因为世界再也不会思考了,它只会花钱。”52拉斯基、乔斯尔森和纳勃科夫同科克托一样,他们懂得仅仅依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美元是不够的,经济援助必须辅以一项文化战计划。他们三人中,一个是政治上的好战分子,一个是前百货公司采购员,一个是作曲家,这个奇特的三人组合都摆好了架势,并肩站在一起,形成了一把刀的利刃,在他们的指导下,发动了冷战中最为雄心勃勃的秘密行动之一,那就是把西方的知识界争取到美国立场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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